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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赌场网上真人娱乐_蒋廷黻: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2020-01-10 14:33:03

澳门赌场网上真人娱乐_蒋廷黻: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澳门赌场网上真人娱乐,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蒋廷黻曾于1932年九一八周年祭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一文,对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时进退失据、虚骄自负的态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今天读来仍然十分有现实意义。

蒋廷黻本人曾于1928年在东北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东三省相对内地较为繁盛的经济和复杂多变的内外政治局势,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白“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应格外注意。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之所以发生,并迅速扩展至全国,乃至海外,一是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二是日本领土扩展论抬头的结果。在冷静分析了各方面的实力和未来发展趋势后,他认为中国弱、日本强只是暂时现象,所以他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1931年冬,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在锦州附近设立中立区,使冲突不致蔓延,蒋廷黻深表赞同。因此,当燕大师生决定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时,他“从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沮丧,觉得自己“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见《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如果说蒋廷黻写《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一文时,正任教于清华大学,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表意见,言人所不敢言,那么从政后的蒋廷黻则依然坚守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自持。

1938年10月31日,当南京弃守、武汉陷落,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重庆写下一份遗嘱,其中有言:“我生平有一大遗憾,即未阻止中日战争之发生。九一八事变以前,我知道我们在东北应该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我却没有努力昭告国人。九一八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妥协,我却没有尽力向国人解释。入政府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消极对日,积极改革内政,建设新国,我却未完全尽我的责任。朋友们激于义愤而发不切实际的言论的,我懊悔我没有忠言劝谏。七七事变以后,我不知道事变的严重,我尚能原谅我自己没有直谏。总之,我对于国家大事,在观察上,我是平心静气的,我没有一次假为国求出路之名而为自己求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于良心无愧。但是我有时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力:这是我的大遗憾。我望我的子女终身引以为戒。 ”

假若九一八事件发生在别的国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想这事件大概会怎样发展。无疑的,一方面的发展是军事的抵抗。又假若该国也像中国一样不但无抵抗的能力,且也无抵抗的坚强意志——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那又怎样呢?最低限度,民众团体,舆论机关,及国会代表要群起追究事件的责任和经过。政府呢,将不待国民的催迫,就会在国会里发表负责的,附有证据的说明,同时又将不待国联的调查,就会发表白皮书或红皮书或蓝皮书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该事件的真相。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说明,虽然不能完全是客观的,科学的,纵使大部分是当局者为自己粉饰而委过于人的,总而言之,不待周年的国耻纪念,该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官方观,早已为世人所知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丧失东北的周年忌日了,而我国政府至今没有这样的说明。直到现在,关于九一八事件的远因近因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存在。我们没有国会,当然没有国会记录可寻找。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对党负责的;政府对党总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报告。若是有的话,我是没有看过,也没听人说过。至于各国外交部所惯有的色皮书,我至今没有听说我们的外交部关于九一八事件发表过。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没有多少人提出过,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这责任无疑是在日本身上,用不着追究。除非我们把整个东北送给日本,无论我们人民及政府怎样对付日本,九一八事件是要发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占领东北的。这几乎是我们全国一致的观察。我对此观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无疑问;并且就是中日彼此间的责任明白了,我方事前预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问题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九一八的事件说是日本预谋的,因此是万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笼统了。若指日本的军人言——恐怕也还有例外——这话大概是对的。若指彼时的日本政府言,这话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证据是:第一,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前,日本显然没有外交的预备。国联关于此事最初两次的开会绝不利于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对的议案,理事会公然提出,毅然付表决,置日本的反对于不顾。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党内阁的政策,那么,日本外务省事前必有一番的努力。纵使我们承认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于全理事会无一国家的代表对日本表同情。现在我们知道理事会间接限期撤兵的议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是欧西各国不明事件性质的严重;不然,他们也不会骑上不可下的老虎。这更足证明日本事先没有外交的预备,间接证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日本民政党内阁的政策。第二,民政党内阁的丧失政权及其最要阁员井上的被刺,皆足证明日本军阀之不满于民政党及民政党不与军阀同道。第三,为防止事件之更加扩大,币原曾同意于我方锦州设立中立区的提议,并对美国有不侵犯锦州的声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与之交涉东北悬案。我方除推诿外别无所为。据我所问,币原曾向我国驻日公使表示中国应趁他在朝的时候与日本协议两国关系根本的改造;他说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顾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后任者要的价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闹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币原这种劝告,听说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说我国当局不接受币原的要求就是错了,因为就是民政党也可提出我方绝不能承认的条件,但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对我们提出了没有一种妥协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内容怎样:我方的应付是简直不与谈判呢,还是虽起始谈判,因双方相差的过远就中途停止了。这一段管家的经过,是公仆的政府应该向主人翁的国民报告的。

原来中日的外交,双方均是感困难的。在我们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实施了高压的手段,强夺了不少的权利,不能不叫我们仇视日本。但是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式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新中国计,无论治本是亲日或仇日,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为我可断定,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成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尚情感者比说:甲午以后,或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对日本就只有报仇的政策。现在姑不讨论这政策的根本是;我们要记得,普法之战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到法国元气恢复了,俄国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决裂。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蒋廷黻先生护照

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日本的宣传集矢于东北地方当局。这自然有其作用。我们不可完全根据这种宣传来批判我们的疆吏。并且我们还要记得: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及积极修路筑落,无论其原动力如何,总是走的路对。张学良氏近日有句话,大致说:“如张氏父子不爱国,那能有今天之祸变?”其实所谓爱国在今日英国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负国家大任者不能以“爱国”二字搪塞一切。据欧美新闻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凭良心说,东北我也曾实地去考察过,东北的地方行政,若拿关内来比较,只有比平均成绩好,不会比平均成绩坏。但这是因为东北经济较为发达,一切行政的设施比较容易见功效。有了那种经济的基础,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一国内政的好坏固然不能充作外国侵略理论的根据。但国际政治事实上论理的少,论势的多。就现在国际大势论,东北以往行政的成绩可说是东北问题的致命之伤。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离责任。名义上虽为中央主政,事实上地方实左右之。据我所闻,推诿的政策与其说是中央所决定,不若说是地方所酿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丽人租地问题,地方当局亦未处置得当。三年以前中俄的冲突,表面上与九一八事件无关系,事实上确不少。从法理的立场看,中俄的冲突不能说是俄方负责的;从政治的立场上说,简直不必多此一举。当时军事的经过,因为我们只读受过检查的报纸,还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事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件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驱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时候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冲突的责任,虽在公文上中央已负担起来,但照中国政治的实情看来,地方当局至少要负责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这九一八事件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民众——的意旨所作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预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选自《独立评论》第十八号(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北平出版)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9月19日的早上即从外交、外电等渠道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但是蒋介石这一天还在永绥舰上,前往南昌督师“剿共”的途中,故而国民政府当局一边致电南昌,一边试图用其他方式联络上蒋介石。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在抵达南昌的晚上,方从上海的来电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而非从张学良处得知,并于晚上致电张学良,要求张学良就日方宣传的此事因我方炸毁南满铁路而起进行辟谣。

报纸

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深夜,第二天国内的大多数报纸均没有就此事进行报道。平台上1931年9月19日的《南京晚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是平台上的报纸中最早对九一八事变进行报道的报纸之一。如图所示,此时的报道篇幅尚短。

以1931年9月19日的《大公报》(长沙)为例,此时对东北局势的报道尚是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的余波,但即便如此,也足以反映此时的东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至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出现在国内的大多数报纸上。上图是这一天的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当中可见张学良的通电,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中央日报》并概括为“我军奉令未加丝毫抵抗行动”。如图所示,与此前介绍的卢沟桥事变一开始被认为发生在7月8日不同(参见我们此前推送过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中的卢沟桥事变》一文),九一八事变的日期很早就是十分明确的。

《大公报》(长沙)1931年9月20日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社论为《息内争以御外侮》。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称“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值得一提的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许多热衷于以阴谋论的角度叙述卢沟桥事变,并举例称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抗击日本侵略为时过早。这一说法早经郭廷以、李云汉等学者驳斥。在此,由九一八事变的例证可知,中共同样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呼吁反击日军侵略。

上图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周报》刊载的洛甫(张闻天)所写的《希望国际联盟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

九一八事变前,万宝山事件后的《东三省民报》,可见此时该报尚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加以抨击。

东北沦陷以后的《东三省民报》,如图所示,这一期的社论题为《国都问题》,旗帜鲜明地对南京国民政府此前迁都南京,此时值“国难时期”而准备迁都洛阳加以嘲讽。

1939年9月18日的日伪报纸《中华日报》就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写的社评,大致可以从中看出后来日伪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叙述。

书籍

九一八事变的照片集,《暴日惨毁东三省之写真》。

《九一八后我国之损失》

九一八事变纪念的相关史料,《东北四省旅渝同乡“九一八”十周年纪念会宣言》。

《东北义勇军运动史话》

《血染白山黑水记》

巴黎救国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社会各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相关史料,《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第三次经收捐款征信录》。

上图是曹聚仁用化名编辑出版的《幽默文选》中刊载的黎锦晖、陈子展作的《不抵抗主义歌》。由其书名页所印的“投机发财仍须努力 骗人上当吾党所宗”可见,该书很明显是在嘲讽国民党,故而该书亦被国民党当局所查禁。

上图是《论语文选》中收录的《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一文。《论语文选》由林语堂从其主编的《论语》中选择部分篇章结集而成。同样的,《论语》中有不少文章同样对国民党当局极尽嘲讽。

伪满洲国的刊物《新满洲》,刊名由清遗老,并在伪满洲国中任职的许宝蘅所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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